《暗访十年，无数次死里逃生（告诉大家你所不知道的城市另一面）》

阿呆

此后，我的职务得到提升。我从一名最下层的小乞丐，一跃成为组织里的财政部长，夜晚也能够睡在帮主的洞穴里。那么，以前的财政部长去了哪里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敢问。
　　和帮主睡在洞穴里的，除了我和几个大哥外，还有那个女人。那个女人其实很年轻，模样也俊俏，就是有些神志不清，说话也黏黏糊糊。她没事的时候就在洞穴里走来走去，圆滚滚的屁股表情丰富，忽儿甩到左边，忽儿甩到右边。两个大奶子像两只兔子一样在胸前跳跃。她和帮主一样，有时候披条床单，有时候一丝不挂。
　　白天，洞穴里只有帮主和那个女人，别的人都要出去干活，我的活路还是乞讨。讨多讨少都无所谓了，没有人再凶神恶煞地管教。但是，我的行动照样受到限制。有一次，为了检验是否有人监视，我在黄昏“下班”后，故意朝公园相反的方向走，走出几十米，后面跟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人，突然冲到我面前说：“干什么去？”
　　“拉肚子，找厕所。”我轻描淡写地说。那个人是打手无疑。
　　我们经常在大街上见到乞丐，有的是一个人，有的是两个人搭伴，其实这些乞丐的后面都有人在监视，监视的人躲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，他会监视着乞丐的一举一动，也会监视到我们。那一双躲藏在暗中的眼睛阴险毒辣，乞丐们都非常害怕他们。
　　几年后的一次，我跟踪一个残疾孩子乞讨。这些年来，我先后暗访过至少五次乞丐群落。那个残疾孩子每到夜晚九点左右，就有一辆面包车开过来，拉走孩子。我打的继续跟踪，一直跟着面包车来到了一个小区里。残疾孩子被抱上了一幢单元楼里。后来，我守候在这幢单元楼里，居然发现这里有好几个残疾孩子，每天被面包车接送乞讨，每个大人监视一个乞讨的残疾孩子，而他们的帮主，是一个腿脚残疾的中年男子。

　　接下来的事情更为恐怖，这个瘸子经常会带着手下人去乡下转悠，见到单独行走的孩子，或者残疾孩子和智障孩子，就拉上面包车，一直拉到城市里……做成他们乞讨的工具。
　　和几个老大朝夕长处，慢慢就熟悉了。我工作兢兢业业，也深受上下一致好评。有一次，和其中的一个老大一起出窨井的时候，我故意说：“这些帐真难做，以前的财务哪里去了？”
　　“被做了。”这名老大说，“他手脚不干净。”
　　这名老大接着说，以前的财物在算账的时候，总会偷偷留点钱，埋在公园里一棵树下，被跟踪的人发现了，夜晚回到窨井的时候，帮主就和几个人割了他的舌头，刺瞎了眼睛，趁着夜深扔在了郊外的荒沟里。“就算不死，也离死不远了。”
　　我毛骨悚然。

阿呆

这里如此危险，随时会有杀身之祸，为什么乞丐们还会留在这里？因为他们的钱都掌握在帮主手里。这就像那些克扣工人工资的黑工厂一样，如果你离开，就表示没有一分钱拿；如果你继续干，可能有一天老板发了慈悲，会发还你们存放在他手中的钱。
　　乞丐们都是帮主的包身工。
　　帮主外表慈祥，内心狠毒。老大的刀子拿在手中，而帮主的的刀子藏在心中。
　　帮主手下足有四五十个乞丐，我从组织里每天的收入中能够判断出来。这些零钱都存放在帮主身边一个巨大的铁罐子里，这个铁罐子以前应该是装汽油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搬到这里。铁罐子只能帮主动，别的人动就会受到处罚。每隔几天，帮主就会派人背着一袋子零钱去银行换成整钱，然后又把整钱藏起来。
　　如果你有一天看到有人在银行里存零钱取整钱，那可能就是乞丐。

　　你把一元钱的零钱交给乞丐，乞丐积少成多，存进银行里，而这些乞丐们存进去的零钱还会在市面上流通。银行的工作人员与外界的大老板连通，大老板把这些零钱又兑换出去，然后“批发”给大大小小的小老板，小老板走到饭馆、菜市、商场里，又把零钱换成整钱，因为饭馆、菜市、商场里的这些生意人没有零钱就没法做生意。最后，你买菜买肉，你去饭馆吃饭，零钱又回到你手中。不过，这时候的一元钱已经不是一元。

　　大老板从银行那里拿钱，要给手续费；小老板从大老板那里拿钱，也要给手续费；菜摊档主从小老板手中拿钱，还是要给手续费。经过道道关卡，你的一元钱再到你手中，就可能只剩八角钱了。
　　听说做这种生意的大老板一年净赚百万，小老板也会年收入二三十万，银行里做这种生意的个别人，收入比大老板更高。
　　还是那句老话：钱别给乞丐！
　　帮主平时很少说话，而说话时每个人都害怕。曾经有一个老大，因为手下的人每天都要的钱很少，没有达到老大的期望，老大说：“你以后就不要来了。”那个老大比帮主年轻，但是他被吓得浑身筛糠，哭着说让帮主再给他机会，帮主哼了一声，转过身去，给了他一个屁股。我不明白，一句“不要来了”为什么就会把他吓成那样？
　　几天后，这个老大的团队上缴的钱数突然增加了，我想，他们可能是夜晚去偷盗，或者去抢劫了。

阿呆

有时候，月明星稀，树影婆娑，帮主会带着大家钻出窨井，来到地面上。那个傻子女人是不能带出来的，帮主担心她会到处乱跑。
　　我们躺在积年的枯叶上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心思，和在窨井里一样，气氛照样很压抑。我偷眼望着帮主，看到他面容沉静，双眼眯缝，一副很沉醉的神情。既然如此喜欢外面的世界，他为什么要守在窨井里不愿出来呢？
　　风轻轻地吹过树林，树叶窸窣作响，远处闹煎煎的市声，经过树林的层层过滤，已经听不见了。清朗的月光照在树林上空，把斑驳的树影投射在地上，也投射在地面上这几个躺着的人身上，他们的身体都变得斑驳陆离，一种极大的恐惧突然攫住了我：他们是人吗？为什么他们如此诡异？也许他们都是鬼，他们已经死去多年，而这些天里，我是和一群鬼魅生活在一起。
身边突然有了响声，帮主跃身而起，身手异常敏捷，像一只猿猴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帮主已经奔出了十几米远，像一只雕一样扑身下去。再起身时，手上提溜着一条一尺多长的蛇。他的手捏在蛇的七寸之处，蛇努力地扭摆着身体，发出嘶嘶的叫声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帮主用长指甲划开蛇的身体，把蛇胆掏出来，一口吞了下去。蛇的身体落在地上，还在努力而徒劳无益地摆动着。

　　帮主以前是小陇山中的药农，采药捕蛇是他的拿手好戏。很多天以后，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位老大告诉我说。

阿呆

在这里，我整天像一条沉默的狗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不会说一句话。老实说，从走进窨井的第一天起，我就想着赶快逃离这里，这里杀机四伏，恐怖笼罩在窨井的每一寸空间里。
　　可是，我没有机会离开。我的身边每时每刻都有人，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人。白天乞讨的时候，我看着脚边的蚂蚁，都感到很羡慕，他们可以自由往来，没有监督，他们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可是我不行。
　　窨井是乞丐群落里重要头领的家，也是我的家，可是这个家却让我心存恐惧。
　　后来做记者，走南闯北，也曾经见到过一个拾荒群落的家，也是在窨井里。我一走进那个窨井里，就禁不住浑身哆嗦，刚开始做记者时暗访乞丐群落的情景一幕幕闪现出来，一种阴冷从每个毛孔里渗入，让我颤抖不已。如果让我再做一次乞丐，再走进一次窨井中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这种勇气。当时完全是一种顽强的求生欲望支撑着我。后来，我感到了后怕，深深的后怕。

　　窨井里冬暖夏凉，外界的炎热和寒冷无法穿透厚厚的地表，确实是一个天然上佳的居住地。然而，只有我们完全陌生的一群人，才会选择这里居住。他们的生活，我们一无所知。
　　睡在窨井里的时候，我照样很知趣地睡在最外面。最里面是帮主和那个女人。有一天夜晚，我突然被那个疯女人的叫声惊醒了，不，应该是呻吟声。在窨井的这些天里，我每天夜晚都处于半睡眠中，我担心会在睡梦中遭逢不测。那个女人的呻吟声夹杂着帮主狗一样的喘息声，像波浪一样阵阵涌来，可是我没有任何反应，恐惧已经让我的欲望荡然无存。我侧耳听到那些老大们都睡得很香，有的还拉着鼾声。他们大约早就习惯了疯女人夜晚的喘息。

　　我还看到老大们对这个疯女人好像都很害怕，他们看她的眼神躲躲闪闪。疯女人是窨井里唯一的一道风景，可是他们不敢欣赏。
　　这个疯女人怎么会来到这里？

阿呆

虽然我身处红尘滚滚的城市里，却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。我不知道在乞丐群落的外面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相信报社肯定也一直在找我，可是他们找不到我，他们不知道我就在地下，在窨井里，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，在谁也不知道的隐秘的角落里。
　　我想起了几个月前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，我在饭馆里听到这个消息后，看到有的人把菜碗摔碎了，还有人把热水瓶从楼上扔下来，群情激奋。现在，几个月过去了，情况有什么变化，美国是怎么解释的？我在进入丐帮前一天的中午，还在看中国女子足球赛，她们以5：0的强大比分战胜了挪威队，现在，比赛早就应该结束了，中国队得了第一吗？

　　我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。在这里，我只能寻求自救。
　　每天晚上挨着我睡觉的那个老大，是刚刚提拔的。他也只是比我早两个月才有资格睡在窨井中。他看起来年龄已经很大了，额头和脸颊上的皱纹密密麻麻，像被刷子刷过一样。后来我知道，他已经沿街乞讨五六年了。
　　以前的财务怎么死的，帮主的身世，也全是他告诉我的。他还偷偷地告诉我说：“帮主是个大混球，手里有命案。”那时候我一直以为这位老大说的命案是残害财务的案子，不知道他说的是另外一搭事情。
　　现在已经忘记了当初是怎么和这位老大走到一起的，怎么想也想不起来。反正人和人之间有一种叫做感应的东西，你看到某一个人，就感到亲切，就想和他交往，这就是感应；你见到另外一个人，就有一种排斥，甚至连他说话的声音都不想听到，这也是感应。当初看到那些老大时，我就让认定了这个人是好人，他的嘴角有两撇愁苦的纹路，就像一对小括号。他不像他们那么凶恶霸道，他就像一个刚刚从天地里回来，摔打摔打干净了裤脚尘土的农夫。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农夫，被人欺负（他一直没有告诉我欺负的情形，受了什么样的欺负）后，就跑到城里做了乞丐。这些也是他以后告诉我的，他说他想走，可是拿不出放在帮主手中的“提成”。

　　他姓吴，我那时候一直称他吴哥。
　　吴哥的手下有六个乞丐，都是假扮残疾人的少年，帮主给少年们规定的任务是每人每天要乞讨到100元。别的老大手下如果有人没有完成任务，就会遭到毒打、饿饭等惩罚，第二天还要照样去干活，可是吴哥从来不打这些少年，完不成任务的时候，他也会假扮成瞎子上街乞讨，拿着个破碗，拄着根竹竿，靠在公交站台上一遍又一遍地说：“大爷大哥行行好，给我一元不嫌少，回去你捡金元宝……”

　　有一次，吴哥和我说起以后出去的情景，他说他有一对儿女，让他儿子跟着我学写字算账，“女儿就算了，女儿总归是人家的人，花那闲钱干啥？”
　　我想起了那次帮主给一个大哥说“你以后再不要来了”，那位大哥吓得浑身筛糠，我问为什么会这样？吴哥说：“那就是说，要把他做了。”
　　原来帮主如此阴险恐怖。

阿呆

一场大雨过后，天气变得凉快。大街上的人都穿上了长衣长裤，可能已经到了立秋时节，可是我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，乞丐的生活每天都是一样的，乞丐的时间都是静止的。
　　有时候，坐在街边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从面前走过，看着他们鄙夷不屑的眼神，听着他们呵斥我的声音，我感觉不到丝毫委屈，我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乞丐，我也真的是一个乞丐了，乞丐是这个世界上脸皮最厚的人。他们为了钱而什么嘲弄都不在乎，所谓的自尊自强在他们的心中荡然无存。
　　有时候，看到那些给我的破碗里丢了一元钱的人，我想，如果这不是钱，而是一本书该有多好，随便什么书籍都行，哪怕是一张有字的纸片也行，我的眼睛和心灵太饥渴了，太需要文字来滋润了，那些字正腔圆、正大光明的方块字。我想起了茨威格的小说《象棋的故事》，如果能够给我一本棋谱，我现在也能炼成一个象棋高手。如果给我一本卦书，我就会炼成一个算命高手。现在，再难看懂的书籍，我也愿意看，我也完全能看懂。我相信。

　　日子平静地过去，流水一般，我每天干活，像没有思维的机器一样。
　　有一天回到窨井里，没有见到那个被帮主吓得浑身筛糠的人，我问吴哥，吴哥摇摇头。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，不知道他是被暗害了，还是逃跑了。
　　我盼望着他是逃出去了，然而可以穿着人穿的衣服，轻松而惬意地走在这座城市温煦的阳光下，想吃什么就到摊点买点什么，拉面扯面，夹馍面皮，还有大盘鸡，尽情地吃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超市商场，卖衣服的卖玩具的，想进哪家就进哪家，如果有老婆孩子，那就都带上。做一个能够仰起头来走在阳光下的正常人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。那天晚上我一直没有入睡，我想着怎么能够逃出去。身边的老大们都睡着了，烛光也慢慢暗淡下去，此刻，就在地面之上，车水马龙，人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，而地下却是一片死寂。疯女人爬起来了，一丝不挂，她的身体在烛光中看起来异常单薄，像皮影一样飘忽而不真实。她轻悄悄地，没有任何声音，她的身影投射在洞壁上，很大很大，像一朵乌云。她的头发很长很长，随着身体的晃动，一张异常惨白的脸就从头发中露出来，没有血色，还有长长的尖尖的牙齿。我突然想起了以前看过的那些旧小说，女鬼只有在有半夜时分才会醒来。难道这个疯女人是鬼？她一直藏在地下，不敢走出去。这些男人以前也可能是人，后来被这个女鬼吸食了精魄，也慢慢变成了鬼。

　　走进窨井的这些天，我从来没有见到疯女人说过一句话，鬼是不说话的，鬼也不会说话。原来，身边真的是一群鬼。我是一直和一群鬼生活在一起。
　　烛光更加黯淡了，然后奋力一跳，便彻底熄灭了。我感觉到女鬼在慢慢接近我，跪在了我的身边，长长的头发耷拉到了我的肚皮上，我想爬起身，可是浑身没有力气，像泥巴一样酥软。女鬼在黑暗中狞笑着，我看到她的两排牙齿在黑暗中闪烁着瘆人的光芒，然后慢慢地伏在我的脖子上。我想大喊，可是张开嘴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我的脖子一阵钻心的疼痛。女鬼抬起头来，嘴巴上沾满了血迹……

阿呆

“啊……”我终于喊出了声音，也睁开了眼睛，却发现原来是一场梦。烛光还在摇曳，身边睡的还是几个老大。
　　刀疤站起身来，他的身影在窨井里看起来异常高大，他用脚踩着我，一脚又一脚，嘴里狠狠地骂着。我不敢反抗，只把身体蜷缩成一个虾米，双手抱着头颅。刀疤踏了几脚，还不解恨，又把脚尖伸进我的手臂之间，踢我的头，我发出了痛苦的叫声。吴哥也起来了，他匍匐到帮主的面前，向帮主说：“也是个恓惶娃，就饶了娃这一回。”他一遍又一边地说，并伏下身体一遍遍地叩头，帮主终于发话了，他说：“停下子，再打就出人命了。”刀疤这才住手。

　　我的脸上有血流出来，摸在手掌黏糊糊的，全身火辣辣地疼痛，还不知道什么地方被打伤了。我扭头看到帮主面朝里面睡着，而那个疯女人一直睡得很香甜，一动也不动。
　　我一定要离开这里，呆在这里早晚会送命的。
　　第二天，我把自己要出去的想法偷偷告诉了吴哥，自从看到吴哥替我求情的那一幕，我感觉到他是一个绝对能够靠得住的人。吴哥说，他也早有这个想法，只是考虑到钱还在帮主手中，他不愿意就这样空着手跑出去，家中一儿一女还等着他养活。
　　我说，钱不要也行，赶快出去，出去后什么都好了。
　　吴哥说，他不甘心，他不甘心这些年乞讨的钱都送给帮主这个大混球。

　　吴哥还说，他只要自己的那一份钱，拿到钱后，他就回家，在村中盖一座两层高的小洋楼。夜晚吃过饭后，就搬张藤椅坐在楼顶上，吸着旱烟叶子，不，那时候就不吸旱烟了，改吸过滤嘴的红塔山，看到飞机从头顶上飞过了，就给飞行员说：“伙计，也来一根吧。”
　　我说，人家飞行员才不要你的烟，飞机上不让吸烟。
　　吴哥认真地说，那就让他带回家吸嘛！怕啥？老哥有钱嘛！
　　我想起了那个疯女人，我问吴哥窨井里怎么会有一个女人。
　　吴哥说，这个女人以前也是草花头（乞丐），是个哑哑，是别的男草花头发现她夜晚睡在公园里，就把她绑架了，带进窨井里，进献给了帮主。以后，她成了帮主的女人，也是帮主才能碰的女人。

阿呆

没有人知道疯女人家在哪里，也没有人知道她的经历，她来自哪里。
　　我想起了以前在小县城的生活，那时候，大街上常常会有疯子出现，他们浑身散发着恶臭，衣不蔽体，喜气洋洋地走着，还有些载歌载舞，逶迤而来，飘然而去。饿了，他们就在垃圾堆里寻找吃的；渴了，就拧开水龙头喝。曾经有一个女疯子，高大丰满，长发披散，肌肤白皙。神经没有错乱之前，她一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，可惜成了疯子，据说，这些漂亮女孩都是因为感情的问题才会成为这样。

　　那个女疯子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她经常不穿上衣，裸露着两个乳房，有些好心的老太太给她披上家中不穿的衣服，她马上就会脱下来。那时候，很多少年都是从这个女疯子的身上学习了生理卫生知识，而少女们见到她就会羞红了脸。后来，这个女疯子渐渐消瘦下去，接着，她的肚子又慢慢鼓了起来。再以后，她就消失了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

　　县城的疯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消失，然后隔段时间又会增多。知情的人说，当上面来人检查工作的时候，有关人士就会满大街搜索疯子，将他们赶上大卡车，趁着夜半，赶往邻县，然后倾倒在邻县的大街上，疯子们就消失了。而邻县有上级来人，又会把这些疯子一股脑儿扔回来，疯子们又增多了。
　　我想帮主窨井中的这个女人，可能也是被人从外地扔进了省城里，然后被乞丐们绑架后送进来的。直到现在都能看出她是很漂亮的，她有过丈夫吗？她的父母会不会一直在寻找她？她难道要在窨井中生活一辈子？一辈子都做帮主的泄欲工具？
　　后来来到南方，我深深感到了什么叫人性化管理，什么叫以人为本。有一次，我去救助站采访，同行的还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。我看到一幢高大整洁的大楼里，里面住的全是智障人，从50多岁的老人到几岁的孩子，救助站先送这些智障人去康复中心治疗，有的能够减轻病情，有的则无能为力。病情减轻的，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，然后让家人来接；家人经济困难，无钱来领的，救助站则会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，将智障人送到家中。而那些病情没有丝毫减轻的，就会一直生活在救助站里。

　　同一片蓝天下，同一方土地上，用范伟大哥的话来说就是：“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捏？”

阿呆

吴哥的梦想就是回家，他说他经常梦见一对儿女站在家门口等他，夏天也梦见，冬天也梦见。夏天的时候孩子的皮肤被晒得乌黑，冬天的时候孩子的手脚都被冻裂了。
　　我说，既然这么想家，就赶快回家啊。你是老大，没有人监视你，你什么时候想走就能走。
　　吴哥说，他的钱还在帮主那里，他要到钱才能回家。什么地方都没有家好，“三十亩地一头牛，婆娘娃娃热炕头。”
　　我不知道吴哥有没有婆娘，我也没有问。他只是向我说起过一对儿女的情况，从来没有说起过婆娘。
　　吴哥还说，等到有一天他要到钱了，就和我一起回他家，他家在黄河岸边，全堡子有几十户人，有一所学校，就是没有老师。我当过民办老师，去他们那里教书合适。

　　我问，学校一直没有老师吗？
　　吴哥说，以前有过一个，从外面堡子来的，不会教书。有一次，乡上来人检查工作，听这个老师给学生讲课，他站在讲台上给学生喊：“刺啦啦——啊（汉语拼音a），念。”娃娃们大着嗓门一齐跟着念：“刺啦啦——啊。”“刺啦啦——喔（汉语拼音o），念。”“刺啦啦——喔”。下课后，乡上的人就问：“你怎么前面还有刺啦啦……？”这个老师就说：“我这是跟着录音机学习的。”然后，他就把乡上的人带到他的房子里，按下了录音机的放音键，磁带陈旧，录音机卡带，就发出了“刺啦啦——啊”的声音。

　　我笑出了眼泪，这是我这些天里第一次开怀大笑。
　　吴哥说，唉，就连这样的老师，都留不住啊。村子小，周围十里就只有这样一个村子，没人愿意来教书。你来了肯定教得好。再怎么说，教书比你当草花头（乞丐）好得多。
　　我没有言语，我知道我不会去那个黄河岸边的村子去教书，我担心说出来会让吴哥失望。
　　我问吴哥，我怎么知道所有人都怕帮主？
　　吴哥说，传销你知道吗？这也跟传销一样。

阿呆

吴哥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个午后。那天，我正在街边乞讨，突然下起了雷雨，满大街都是惊慌失措的人群，斗大的雨点砸在柏油路面上，激起一泡泡的尘烟。我慌慌张张收拾好破碗，将一把硬币塞进裤兜里，一路叮叮当当跑进了附近一幢还没有盖好而又废弃的楼层里，突然就看到了吴哥和他那几个小乞丐的身影，原来，这里是他们的根据地。
那几个小乞丐都是残疾，有的缺脚缺手，有的瞎了眼睛，看起来呆头呆脑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问吴哥这些孩子怎么来的？吴哥说，他也是从别人手中接手的，听说孩子们都是偷来的。我心头突然一阵发紧，吴哥没有再说，我大概想到了他们是怎么会成为残疾的。
　　10年后，有一部叫做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》的电影，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，看到那些孩子乞讨的情景，我突然就想起了10年前与吴哥交谈的那个雨后的下午。心头又是一阵揪疼。吴哥，还有那些残疾孩子们，他们现在去了哪里？
　　自从进入窨井后，我和帮主很少说话，我每天只是把当天的收入和支出、乞丐们的生活费用整理好后，写在一张纸上，然后交给帮主。帮主对我也是一句话不说。
　　有一天早晨，我照例准备出去乞讨，帮主突然说：“你等等。”
　　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有些紧张。

　　等到窨井里只有他、我、疯女人三个人了，帮主才说：“这段时间你干得很好，以后我就带你去美国。”
　　我没有吭声，把讥笑埋藏在心中，脸上却不动声色。我想：你能带我去美国？你带我去美国干什么？继续当乞丐？
　　帮主继续说：“等到我们每人攒到10万元，就带你们去美国，睡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份。”他用手指在窨井里划了一个圈。
　　我继续不动声色地听着，感觉这个满脸胡子的疯子在说梦话。美国太遥远了，有的人想去美国，是那些贪官们和富翁们。难道这一群乞丐也能去美国？笑话。10万元就能去美国？我听说有些福建和广东的人想去美国打黑工，最少要交给蛇头20万，蛇头才会带你去美国。
　　帮主看到我面无表情，就问：“怎么？你不信？”
　　我赶快点头说：“信，信。”
　　帮主又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有亲戚在美国，钱多得很。亲戚在美国开工厂，造电视机，过去了大家就在他工厂里工作，都当工人了。”

　　我连忙又点点头。
　　走出窨井，走在公园僻静的路上，我突然明白了吴哥所说的“传销”的意思。传销的上线总是在说做到多少多少业绩，就能出国旅游，就能居豪宅，下面的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。在这个乞丐群落，帮主给每个人用红蓝铅笔画了一个美国梦，帮主说，只要你听话，这幢楼房就是你的，这间工厂就是你的，所以大家就都很听他的话，都想到美国去当工人。

　　10年前的美国，那是很多中国人的梦想，何况这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没有文化的乞丐们。

阿呆

自从知道了吴哥的根据地后，我每隔几天就装着解手，去吴哥那里转转。我知道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在盯梢着我。监视在乞丐群落里无处不在。
　　吴哥说他不想去美国，他只想回家。他说，就算他去了美国，那一对儿女怎么办？我没有戳破帮主的肥皂泡，我没有说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去美国，甚至连深圳珠海都去不了。出国是需要护照的，你们哪个人有护照？你们又知道护照是怎么办理的？到特区要边防证，你们谁又办过边防证？没有正当职业又怎么会给你们办理边防证？
　　但是我又不知道帮主为什么用美国梦蒙骗大家？他到底在耍什么阴谋？
　　吴哥问我帮主的钱都放在哪里？
　　我说，你想干什么？

　　吴哥说，我只是随便问问，我们那么多钱放在他一个人手中，会不会有事？
　　我说，帮主每隔几天就让人把零钱换成整钱，藏起来。窨井的角落有个铁罐子，铁罐子下面有个洞，钱都藏在洞里面。
　　吴哥没有说话，只用一双因为浑浊而显得忧伤的眼睛望着天空。
　　后来，我一直后悔那天把藏钱的地点告诉了吴哥。如果没有告诉他，也许就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，我也就不会这样深深追悔。
　　当天晚上，也许是到了第二天黎明时分，睡在最外面的我，突然听到了一阵打骂声和求饶声，刚开始还以为是做梦，后来声音越来越大，我惊恐地睁开眼睛，突然看到吴哥倒在地上，脸上全是鲜血，像一层红纸糊在脸上。他呻吟着，喘息着，声音很大，像拉动了风箱。

　　看到吴哥伤成了这样，我忘记了害怕，我问帮主：“怎么了？”
　　帮主没有说话，我又看着烛光中刀疤那张异常狰狞的脸，刀疤说：“他妈的偷老子们的钱。”
　　吴哥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只想回家，我只要我那一份。”

阿呆

那天我出去得很早，我临走时看到吴哥躺在地上，向我露出了凄凉的微笑。我抓着吴哥的手，吴哥的手冰凉冰凉，像一截铁器。我想对他说，吴哥，等我回来。可是我不敢说。帮主像一只盯着老鼠的老鹰，蹲在墙角。刀疤像个流氓一样斜着身子站在身边，一条腿直立不动，一条腿不断抖动着。事实上，他就是一个流氓。
　　吴哥也想对我说什么，可是终于没有说出来。他握着我的手摇了摇，然后就松开了。
　　那天，阳光很旺，而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哀。大街上有人放鞭炮，还有一队吹吹打打的人迎面走来，吹唢呐的摇头晃脑，像一个大头娃娃；敲锣鼓的蹦蹦跳跳，像一根弹簧。那种场景很像电影《小二黑结婚》和《白毛女》中欢庆解放的情景。这些满脸笑容的人们，是否知道，此刻就在他们脚下的窨井里，有我的兄弟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？

　　我想冲过去，把窨井中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，可是看看自己这身破烂的衣服，又犹豫了，我是一个乞丐，他们会相信我吗？在他们的眼中，我是乞丐，是一个神经错乱者，他们会相信吗？他们会相信有人住在窨井中吗？
　　我独自向自己每天乞讨的那条马路上走，身单影只，一片苍凉。今天的天空特别晴朗，今天大街上的人都喜气洋洋，可是这一切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被这个城市遗忘了，我们这群人也被这座城市遗忘了。
　　我刚刚走到平时乞讨的那个台阶上，刚刚在面前放好破碗，还没有来得及抬起头来，脊背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棍，打得我差点晕过去。我惊恐地抬起头，看到身边站着一个手持长棍的保安，他神气活现地抖动着手中的长棍喊道：“滚开，今天不准要饭。”
　　我拿起破碗，像一只挨了砖头的狗，落荒而逃。
　　很多天后我才知道，那天是一个什么外国元首来到我们这座城市。有关人士要求市民上街欢迎，所有乞丐都不准上街。

　　不能干活，我只能向窨井的方向走。否则，出去一整天，没有要到一分钱，会受到帮主的呵斥和老大的殴打。还有，我心中一直牵挂着吴哥，我不知道他伤势怎么样了？他现在在干什么？
　　可是，回到窨井后，他不见了。

阿呆

我感到极大的恐惧。
　　窨井里只有帮主和那个疯女人。帮主看到我回来了，很不高兴，他完全不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，他恨恨地说：“大白天的，不去干活，跑回来干什么？”
　　我好像站在空中楼阁中，正在惶恐不安中，突然看到脚下伸出了一架云梯，心中狂喜。我说：“脚上扎了一根刺，走路难受，有没有一苗针让我挑挑。”
　　“没有。”帮主生硬地说。
　　我慢慢地走出窨井，心中打定了主意，赶快跑。如果晚跑一步，等到刀疤们回来，我可能就再也走不了了。我可能就会和吴哥一样，在这座城市里神秘消失。
　　走出公园，我故意先向相反的方向走走，然后猛然扭头往回走，看有没有人跟踪。还好，没有发现可疑的人。我又扭过头来，向前走几步，突然就看到了刀疤，他穿着整齐，衬衣西裤，衬衣的下摆塞进西裤里，像一个办公室上班的白领。大概因为今天不能乞讨，他也准备回到窨井中。
　　刀疤也看到了我，他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，脸上带着疑惑惊讶的神情。我没有多想，连忙转过身去，一路狂奔。
我觉得自己跑得很快很快，路边的人群像河水一样向身后流去，耳边是呼呼的风声。跑到街角，一回头，刀疤竟然就在距离我十几米的远处。几十天的乞丐生活，让我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更加瘦弱，让我体内仅有的营养消耗殆尽。而刀疤就不一样，他天天都能穿着干净的衣服，堂而皇之地坐在饭店里，想吃什么就来点什么。我跑得气喘吁吁，而刀疤在身后紧追不舍。

　　又跑了几十米，我的头脑在飞快地转动着，如果我和他在大街上打起来，会不会引来警察？会不会有人来帮我？不会的，肯定不会的，一个穿着体面的人殴打一个乞丐，没有人会帮助乞丐的，甚至连警察也可能不会管的，乞丐的命贱若蝼蚁。我注定又会被他们抓进窨井里。
　　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，我身上没有装一分钱，我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，我向出租车司机招招手，出租车司机看到了我，又漠然回过头去，出租车后面冒出一股轻烟，开走了。
　　我只能拼命向前跑。
　　后来我跑到了一个公交车站，一辆公交车刚刚启动，就在车门即将关上的那一霎那，我跳上了公交车。公交车轻快地开走了，隔着玻璃窗，我看到站台上刀疤被气歪的嘴巴和那道闪闪发光的刀疤。

阿呆

我刚刚松了一口气，就听到公交司机坚硬而冷漠的声音:“钱！”
　　我的身上没有一分钱，今天的“生意”还没有开张，我没有钱。我看着这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的青年说：“大哥大哥，我没有钱，以后一定给你补上。”
　　公交司机冷冰冰地说：“没有钱就在下一站下车。”
　　我想，无所谓了，下一站距离这站少说也有几百米，刀疤再怎么跑，也跑不过公交车。到了下一站，我再上一辆公交车，如果只让我坐一站，我再转车。几十天的乞丐生活让我有了极强的生存能力，也将我的脸皮锤炼得厚若城墙。
　　我向车后走去，车上的人都用鄙夷不屑的目光看着我。车上有两个空座位，可是空座位的旁边坐的都是两个漂亮女孩子，她们目视前方，没有看我，但她们分明却又看着我，她们故意把身体向空座位的这边挪了挪，抗拒我过来。我知趣地站着，听着老式公交车轰隆隆的引擎声，看着窗外飞驰的风景，一种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，眼泪模糊了双眼。

　　自由，真好！
　　几分钟过后，公交车停止了，我被司机赶下车。然而，这里已经不再是帮主的地盘，这里距离那块罪恶之地已经很远很远，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，心灵像花朵在开放。我看着街边的房屋，街边的店铺，还有街边一个个行走的人，这一切美好得像电影中的镜头。
　　10年过去了，我还能记得那天的情景。那天空气中有一股甜丝丝的气味，那天大街上的每个人都喜气洋洋，那天的阳光是橘红色的，那天的天空是湛蓝色的。
　　然后，我打听报社的位置，走向通往报社的方向。

阿呆

那天，我走到报社的时候，已经是黄昏了，我站在报社门口，突然泪流满面。
　　我想起了第一天报道的情景，想起了第一次吃饭的情景，还想到了第一天夜晚走在报社这条道路上的情景，我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艾斯提捏一样说：“巴黎，我来了！”
　　短短的几十天，已经恍若隔世。
　　那时候，正是报社最忙碌的时候，记者们刚刚采访回来，忙忙碌碌地坐在办公室写稿，10年前北方报社的记者们还没有用电脑，每月从总编办公室领取几叠方格稿纸，几杆圆珠笔。每家报社都有好几个录入员，这些录入员通常都是女孩子，她们把记者写好的稿子输入电脑中，她们经常要在记者潦草的字迹前揣摩半天，绞尽脑汁；她们都用五笔输入法，一双小手像翅膀一样在键盘上飞翔，那种姿势常常让不会电脑的农村记者羡慕不已。这时候也是编辑们正忙碌的时候，他们要打开各种网页，搜寻当天的热点新闻。

　　我走过一间间办公室，看到的都是埋头忙碌的身影，我一直走到了楼层最里面的主任办公室。
　　主任也在忙碌着，突然一抬头看到了我，他哎呀呀叫一声，扑过来将我抱在怀中。我浑身散发着酸臭味，可他不管不顾。等到松开了手，我们的眼中都充溢着泪花。
　　这一抱，让我们以后成为了生死之交。几个月后的一天，当他说自己要去南方闯荡，问我去不去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地说：“走。”
　　主任的叫声惊动了整层楼梯上班的人，很多人跑过来，问候我。他们中有的我刚刚认识，有的面容陌生。老总也来了，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一直在找你，一直找不到，后来我们只好给警察报案了。”
　　我说：“我正好想找警察，那些乞丐是黑社会。”